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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与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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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早年留学美国,以动物学和遗传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和人体测量学写出了成名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成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鉴于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兴起阶段人类学对于考古学的深刻影响, 1925年李济同意美国福利尔艺术馆的邀请与之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也就不足为奇了。1925年冬至1926年春,李济和袁复礼赴山西汾河流域考察了多处史前遗迹,后由福利尔艺术馆收集员毕士博与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协商,确定了双方进行合作发掘的条件,主要包括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所需经费大部分由福利尔艺术馆承担;考古发掘报告以中英双语撰写,分归中美双方;发掘所得古物归中国博物馆所有或暂存清华国学研究院,待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后移交入藏,等等。之所以选择西阴村作为发掘地点,主要是因为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不会引起地方官绅、黑恶势力和古玩商人的觊觎或阻挠;在当时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山西是阎锡山治下的所谓模范省,社会大环境相对适于开展考古挖掘工作。可见当时中国学者在自己国土上开展考古发掘仍需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发掘工作从1926年10月15日起至12月初结束,主要出土物以陶片为主,约有十万片,此外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等,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还发现了半个蚕茧壳,虽然按李济的话来说,“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鼓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未免近于‘妄’了”,但是亦“开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诞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连续过程,其上限可以追溯到鸟居龙藏19世纪末期在满蒙考察中对中国东北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它以20世纪初期中外学者(不包括某些冒险家)的考古活动为时代背景和诞生基础,安特生发掘沙锅屯和仰韶村史前遗址,宣告了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学文化的诞生,而李济主持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则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和田野考古工作,在发掘过程中采取了科学的布方发掘方法,其发掘报告的框架与叙事模式对于后世的田野发掘和报告整理产生了深远的示范影响,特别是发掘前与美方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协议体现了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鲜明原则立场,李济本人也因此项工作逐渐由人类学家转化为近代中国首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规模固然不大,我们却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诞生的标志。这一系列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演进,逐渐步入正轨并不断向成熟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身处媒体相对活跃的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经过各种专业或通俗媒体的广泛报道,而广为人知,许多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学著作成为畅销书,如安特生的第一本关于中国考古的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甚至引起了对考古学没有研究的人的注意。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国人对于任何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都抱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考古学与大众文化联系相对紧密,进而在客观上为考古工作营造了相对适宜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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