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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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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西方式博物馆所带来的震撼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也没有在参观中迷失,他们返回家乡,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与上海、青州和济南那些博物馆竞争。这不仅仅是个竞争问题,地方上的博物馆长们争相控制通往同样的历史宝藏的门径,并试图为母体文明获取教会机构正为西方获取的东西。〔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8页,三联书店,2004年。早在光绪二年(1876年),京师同文馆即已附设博物馆;次年,上海格致书院建立博物馆,陈列有科学仪器、生物标本、古代服饰等展品,但这些萌芽状态的所谓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古物陈列室,晚清中国人自办博物馆的浪潮是从清末变法维新时期开始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郴州学会成立,当时的湖南知识界思想活跃而前卫,该会以讨论“盛衰之源”、“振兴中华”相号召,用“开民智”为手段,创办了郴州学会博物院,其章程规定:“借公所庙宇先行陈列中国土产,凡花卉、虫鱼,凡有可考察者,无不可入。”可惜诞生不足一年,便随破碎的维新之梦夭折。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再次下诏变法,当年3月,《湖南官报》上刊登了地方士绅的募捐启事,题为《创办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曰:“教育不一途而范围莫广于社会教育,改良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博物馆。”该馆购办了“中外图书及人体、动植物模型、光化等仪器,列置其中,设馆三所,曰图书、曰教育、曰博物”。但后来因客观原因,馆名改为湖南图书馆,博物馆部分的业务不复存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东省学务处开办图书及教育品陈列馆。同年,梁龙等人捐款购置人体模型、动植物标本、光学和化学仪器等于长沙筹设博物馆和科学教育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创办了著名的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集自然、历史、艺术为一体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博物馆,其规模虽小,但意义巨大,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张文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纪念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发展百年》,载《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博物馆学会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张謇曾以《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等建议清政府开展博物馆事业,但均未获重视,遂回到家乡一面实践其地方自治理论,一面着手创建自己理想中的博物馆。1905年元月,张謇自费购地35亩,迁移荒冢千余座,同年11月,开始修筑围墙,建设馆舍,历时4个月完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张謇聘请通州师范日籍教师木村忠治郎为建设顾问,同年12月,博物苑南馆、中馆落成,其中南馆分为天产、历史、美术及教育品等部进行陈列展览,中馆为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测候所。以后博物苑逐年扩建,添置自然和人文历史藏品,张謇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刊印《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邮递各处,开近代中国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之先例。至宣统三年(1911年),博物苑初具规模,同年9月,博物苑北馆竣工,专门收藏和展示鲸鱼骨骼、各类化石、名人书画、金石拓本等,并于南馆外增设历史、美术两类馆外陈列,展示历代文物。民国元年(1912年),博物苑自通州师范独立,始更名为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除陈列历史文物和自然科学标本外,还创造性地将室内陈列与室外展示、标本陈列与活体养殖、传统园林与近代博物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博物苑兼具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气象台等多种功能,成为极富民族特色又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社会教育场所。赵明远:《南通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贡献》,载《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博物馆学会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山东留日学生徐树人等捐办创设了泰安博物馆,馆址在泰安岱庙门楼。该馆以思想启蒙,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为宗旨,陈列有动植物标本80余种,矿物标本百余种,另有天文、人体解剖等方面的挂图和地球仪、人种模型等展品。该馆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就被保守的官方视为异端而遭取缔。

宣统元年(1909年),山东图书馆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当年年底落成。该所亦是晚清官方创办的第一座具备博物馆性质的文物收藏机构,藏品以山东历史、名人、艺术等方面的金石、书画、古籍、碑帖等为主,其存在时间也较长,1937年时已有铜器、泉币、甲骨、玉器、陶器、瓷器、礼乐器等文物17000余件。该所还辟有专门展室,常年向社会各界开放,同时也经常组织省内知名收藏、鉴赏家各出所藏举办大型文物展览。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山东图书馆又附设博物馆,耗银5万余两,于次年初正式开放,其陈列内容主要为近代科学仪器、挂图、动植物标本等,馆内还附设教育品陈列所,陈列教学仪器等用品。

这一时期,具备一定博物馆性质的各种博物陈列场所及与之相关的展览活动也纷纷涌现,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其为中国人自己创办之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雏形。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北汉口成立了“商务公所”,其宗旨在于陈列工业出品,“令华洋商民均得到局纵观”,虽然以商务公所命名,实则与后来之“商品陈列所”、“国货陈列馆”等异曲同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倡办考工厂,陈列品分为本埠、外省、外国参考等三部,每月依时研究出品,举办演讲,“颇有生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部侍郎严修在天津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江宁设立江南商品陈列所,由江南商务局主持,分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等四部。同年,天津考工厂改名为劝工陈列所,附设有工厂和劝业展览会。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会址占地700余亩,会期六个月,所需经费由官商合筹,耗资40万元。陈列品分为教育、工艺、武备、卫生、美术、水族、农业、机械、运通、参考等十个专题馆,“范围宏博”。除此而外,各省亦设立有分馆,专题馆与各省分馆合计40余座。但是此次展览会的社会影响却不尽如人意,“惜当时风气未开,”故日均接待观众不过三四百人,于普通公众并未发生深切影响。南洋劝业会结束后,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主要研究成果有《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等。

与此同时,博物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提上了日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京师大学堂开办附属小学堂,供师范生教学实习之用,其附设博物馆实习简易班,通过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培养博物馆需要的专门人员。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在不断摸索的基础上,近代中国的博物馆从无到有且数量不断增加。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兴办了大约15 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欢迎普通中国公民踏过其门槛,通常总是人头攒动,在破除旧的伦理秩序并代之以一种历史进步的秩序方面,它们起了主要作用。与园林一样,游人也被安排顺序参观博物馆,但与园林不同,博物馆将过去打入历史,预示着种种进步的觉醒。〔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6页,三联书店,2004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及其影响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博物馆和它们所布置的众多体现近代先进科学思想、技术,体现中国乃至世界悠久历史的陈列展览,发散出强烈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气息,对于普通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的潜移默化是相对明显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加快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

晚清时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事业是以开民智为核心的清末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意识中的“藏宝”之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公众思想观念的进步逐渐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这种由内敛到外露、由封闭到开放、由垄断到普及、由小圈子到大社会的观念和行动上的变革,是中国传统的文物收藏活动与近代博物馆事业在本质上的分水岭。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最早倡办博物馆事业的中国人来说,与一种展示中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急切心态相伴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关切之心,即保存民族财富的宝藏,以免它被全部走私到国外,并在外国的博物馆参观者心目中留下一个难以挽回的印象:中国是封闭、停滞的。而对于那些以盗掠别国文化遗产为主业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文物运出国外,在不列颠、法兰西或者加拿大展示东方的停滞,而不是按照国别排列、展现中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走出了停滞状态。这既是东西方在博物馆事业领域的鲜明对照,也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因为(西方)博物馆不会允许中国文明以自己的术语说话,因为它据以评判参赛者的,是支撑着现代欧洲文化的科学分类和历史进化原则。〔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8—79页,三联书店,2004年。这种遗风时至今日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许多外国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感受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中心论优越感的制约而不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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