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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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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一种发现,叫做考古发现。

发现,是考古这一行与生俱来的学术特性;关注,也成了考古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社会特点。近年来,媒体相继发自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上海广富林工地、四川广汉三星堆、山西汾阳宋金墓、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考古实况报道,更触发了公众对考古发现的直接热情。从一个曾经被普遍认为的冷门学科,到如今可用人气十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考古发现的魅力可见一斑,可谓大
矣。

考古发现的确很迷人,很有趣,从平民百姓到领袖人物,不论男女老少,不管白领蓝领,对它不感兴趣者,恐怕不多。

先说领袖人物。

2008年5月,在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前往祝贺。

其间,他还专门来到该校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了解博物馆建设和考古学研究情况。胡锦涛对几位正在修复文物的老师和学生说:“我们伟大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物考古工作是发掘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工作,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问。希望老师和同学们潜心钻研,刻苦治学,努力取得一流学术成果'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说起来,最受领导人关注的考古发现成果,那还得属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人统计,从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二十多年来,它接待过的中外观众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外国元首不下120位,首相或总理级贵宾200多位。就说美国的总统,从里根、克林顿到布什,届届都去过,估计奥巴马或下届的总统们也都免不了要来参观。这肯定是秦始皇怎么也想不到的。他生前建造起来的长城,让毛泽东发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叹,他死后陪葬的兵马俑,又被希拉克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据说,一生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在1978年访华时,就参观了尚未对外开放陈列的兵马俑,成为见证这一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外国首脑。面对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希拉克感叹:‘‘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希拉克的这一评价被国际媒体广为引用,成了秦始皇兵马俑走向世界的广告,秦始皇兵马俑成了中国的一张国际名片。细心的人可能还记得,当时陪同希拉克前往参观的中方领导人,是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细数参观过兵马俑的我国历届中央和地方政要,恐怕数不过来,还

是数数哪位没去过,可能快捷一些。咱们的国家领导人不但去看,还关心着如何保护。有资料说,1974年兵马俑发现两个多月后,《人民日报》的内参报道就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批示:“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第一时间建议修建兵马俑博物馆的,是主管航空工业的聂荣臻元帅。这又叫人想到了陈毅元帅。1955年我国筹建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社会遗址博物馆时,就是前去参观的陈老总当即同意,特事特办,打电报给国务院,一次调拨建馆经费30万元开始兴建的。当时主持发掘的考古前辈石兴邦先生后来回忆说,在秦俑面世以前,凡中央领导、世界名人来西安时,必看半坡博物馆。两个考古遗址博物馆,就这样惊动了两位战功赫赫的元帅。好像很少有哪个行业的发现成果,能让领导人们如此上心,如此关注,如此兴致勃勃,如此给予积极帮助。顺带说」下,中国人第一次主持的考古发掘也得到了当时政府的协助。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山

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由李济、袁复礼主持。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阎锡山,请阎锡山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后来因这次发掘而获“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得以非常顺利地完成。

再讲平民百姓。

最近的2006年,就有个来自兵马俑博物馆的另类例子。一位在中国江南一所艺术学院里学习行为艺术的德国青年,有一天身穿自制的秦兵马俑服装,把脸涂成兵马俑肤色,趁人不备,跳进一号坑修复区秦兵马俑兵阵,立正站在兵马俑身边,上演了惟妙惟肖的“人俑秀”。这位跳入俑坑的德国青年说自己是出于对兵马俑的喜爱,目的是和秦俑拍照,不是故意扰乱秩序,也没破坏文物。管理者可能是看在秦始皇的面上,网开一面,只批评教育,没严厉处罚,放了他一马。

再说远一点的。1970年发现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时,为了争睹出土女尸的真容,据说长沙市的流动人口陡增5万。还有人算过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说若排起队来参观,全长沙人要半年才能轮流看一遍。后来只好大规模陈列开放,由于博物馆当时的接待能力有限,每天只能入场1.4万人,使得博物馆工作人员疲于应付,不少人走后门还看不上。有人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挖了一个死人,害了一批活人,得罪了一群好人。”人潮涌动、争先恐后参观马王堆汉墓的盛况,上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他批评制止,方才告一段落,由此避免了古尸和衣帛等出土文物可能因长时间暴露展出而发生变质的灾难性后果。

在我多年执教的生涯中,几乎每年暑假停课前,都会有学生到讲台前满怀期盼地问:“髙老师,这个暑假能不能带我去考古啊?”他们有学财会的,有学护理的,反正都不是学考古的。每次我去考古前,也会有朋友打来电话:“老兄啊,挖到宝贝言语一声,兄弟我立马带几个哥们儿过去看!”还有一回,一位已退休的美国植物学家托关系来问:“有没有办

法来中国参加考古,全部自费。”……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基本是年年有,月月有。说真的,考古实在是一个很容易募集到志愿者的行业。一次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哪天有考古部门组织自费考古团,排大队报名那都算客气的,走后门恐怕都得找硬关系,不会比北京奥运会自愿者的报名场面差。朋友是个四川人,连声说:“要得,要得。”

这么有人气的考古学,对一般人来说,其实还很神秘,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很遥远,以至于一些人认为,考古没多少实际用处,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舞跳,既不能当股票买卖,也和置房购车不搭界。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想,他们说,人类追求和享受的不少东西都是考古发现所带来的,保不齐还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呢。这话似乎说得有点大,有点玄乎,那倒也未必。但这两种不同的想法告诉我们,要弄明白考古发现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还真没那么简单。

我手头有一份针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査,关于考古学魅力之所在,他们各抒己见。有的说,考古学之所以倍受瞩目,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而且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导致了中国人文学术的重大的变化和进展。有的说,在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之后,考古学很自然成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一大需求。所以,吃饱穿暧解决的是今天的生存权问题,追寻昨天和探索明天解决的是发展权问题。还有的说,考古让世人知道,任何实物证据都可以作多层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多样化而不是权威化,平等性而不是垄断性,之一而不是唯一,难道这不是考古学提供给这个世界最好的观念进化么?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题目自身。考古学带给我们的已经不是考古学本身,不论你是考古学家,还是考古爱好者……一个个不同角度的说法,可能已经把我们的思索,兑换成了每个人设身处地的答案。而我的思考是:考古学的魅力在于我们能用一把手铲,发掘出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这话有点绕,如果直白点说,那就是人都有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本能。众所周知,人的好奇心与生倶来,想了解奥秘,想知

道谜底,想把未知变成已知,想把想象变成人类自己的真切体验,从人类

具有的这个共同属性讲,考古恰恰就是能够让人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学问。

考古的真相,一般人觉得是挖到了什么。这没错,但不全对。行话是挖到什么不叫本事,怎么挖的才是能耐,这就应了“行有行规”那句老话。行有行规不假,行里还出状元,这状元就是考古髙手。有了高手,就有中手,当然就还不乏低手。是高手挖,还是中手挖,或者是低手挖,还是高手带着中手挖,中手带着低手挖,看谁挖,怎么挖,这就有了挖好挖坏的区别,就有了挖得规矩或挖得遗憾的结果,就有了嬉笑怒骂的经历,就有了苦辣酸甜的人生。因为每当考古发现在带给人们众多的知识、趣味乃至惊喜的同时,考古学家又赶往了下一个寂寞而清苦的野外地点,能不能有新发现,不知道,能不能在发现中求得真相,也是未知。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于是,考古成为了人生。

考古这行光会挖还不行,否则考古人就只是“形而下”的考古匠,这个职业只是被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奇技淫巧的活计。匠人的习性是重复,瞧上去像“下里巴人”干的活,出不了大名,当不上大家,更休想成为大师。因此,野外挖完了还要回到室内,业内戏称之“沙发考古”。其实,坐着考古比蹲着考古轻松不了多少,不但是体力活,还是个脑力活:要整理出甲乙丙丁,要分析出子丑寅卯,讲出一二三四的原因,谈出的价值,看上去“阳春白雪”得多。行话又说,研究出结果不是水平,用什么方法研究才见高低,用哪套理论指导才有“腔调”。考古学家的天性是发现,是突破,是创新,这就把考古一下子“形而上”起来了。这就如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发现(包括一些重大发现)仅仅是它的一个环节,它能给我们以启发,却不允许我们满足于现状。如何解释这些发现,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来指导我们正确地解释这些发现,才是最重要的。”读他这段话,我想考古匠与考古学家的区别,就不用再喫嗦了。

其实,考古学家们担负的何止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双重艰辛,

一个关键环节往往因为缺少一件实证文物,就让他们不知要搜寻、等待多少岁月,一个课题研究往往需要他们付出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从事考古行业不仅需要钻研精神,还要懂得坚守,耐得住长久的寂寞。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考古工作者犹如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没有掌声,没有花香。但一有发现,他们又像猎豹,如箭离弦般披袍跨鞍,飒爽出征。他们年轻犹如朝阳,律动宛若清风,舒展恰似丹鹤,怀着寻回过往的伟大使命,将生命的舞台转至青山绿水间,去寻找他们真正关心的三个实物证据:第一是古今器物(多指技术或生产力)的变迁,第二是古今制度的变迁,第三是古今观念的变迁并从中解读古往今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三个所谓证据的历史变化线索和轮廓的诸多细节,仍然所知甚少。在新闻中,人们时常会看到连篇累牍的考古发现报道,不但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仍在持续不断地刷新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即便是对于专业人士,这类信息和进展仍然是太多太快了,考古报告多如牛毛,看都来不及。专业人士之外的大众对历史与考古的兴趣不是职业化的,他们关心历史的动力始于一种好奇,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一种强烈的了解人类过去的愿望,但是往往也只能望考古而兴叹。

所以,考古真相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或者说既是过程,也是结果。到底是过程吸引人,还是结果牵动人,抑或是考古学家们的故事感动人,都是见仁见智的事。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怎么看考古,和考古的人怎么看你,就像是你在窗前看风景,风景里的人看你一样,原本都是互动的,都是一个景,都是这本书要与你一起唠叨的考古事。

说到这个份儿上,就要进入本书的正式篇章了。如果在这之前,还需要一个阅读基调,我推荐下面一段字数不长但能让我们有所感悟的著名论断:

考古学是可以研究人类过去的99%的部分的唯一科学。

只有考古学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的过去的真正具有根本意

义的事件-人类首先是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现的;艺术、技

术、文字的发展;农业、复杂社会、城市化的起源和发展。这些还只是遍布全世界的研究者,殚精竭虑地加以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大量课题中的几个,而在每个领域都有大量的工作仍然有待去做,去将更多的碎块拼入有关人类过去的巨大拼图坑具之中。由于具有独一无二的长期视野,考古学是我们观看这张“大图”的唯一手段。

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那我们就需要去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如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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