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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趣事】我学考古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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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考古,既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必然;既不是我的一个选择,也是我的一个选择。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但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连母亲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一个是与前郭尔罗斯蒙古王爷府有瓜葛的地主,一个是东北牡丹江一带有名的皮货商。父亲很少跟我说起他的事情,但母亲在我小时候老给我讲她的事,譬如一个礼拜都不穿重样的衣服啦,譬如上下学都是车接车送啦,譬如她本名叫吕朵华,可当地人都因为她长得漂亮谐音叫她“一朵花”啦之类,听得我直眨巴眼睛,一愣一愣的。但印象里挥之不去的还是她剃了个男人发型,一身列宁装的照片。她说那是因为苏联红军当年打日本帮咱中国解放了东北后,居功自it,见到女人就想欺负欺负,把城里的女人逼没招了,这才只好女扮男装的。再加上东北那时特乱,什么队伍都有,土匪更是不少,一个女人家万一出门坐个汽车乘个火车啥的,那更要乔装打扮一下才行。

东北没乱多久,就被林彪的四野解放了,但家庭出身带来的生存歧视,却日渐凸显出来,母亲只好去参了军,以为如此就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前途。父亲也差不多,报名参加了四野的骑兵部队,好像还当过什么连长。哪知直到解放后转业,他们也还是没混上梦寐以求的中共党员身份,理由就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需要长期考察。这在当年那种整个国家都唯出身论和热捧工农兵的时代,实际上也就等于被剥夺了个人前途,能夹着尾巴做人,太太平平有个班上,就算烧高香了。

可“文革”一来,连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了保障,差不多全家都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包括当时刚10岁出头的我。

先是母亲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原因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出身上

有历史问题,其次是她当医院的药房主任,拿86元一个月的工资让人眼红。当时为了能抓住把柄揪斗她,造反派还编织了一个事件,夜里偷偷把药房仓库取暖的暖气包螺丝拧松,让水一点点地流淌出来,淹了一箱一箱的药品。第二天,抓了母亲一个现行,说她发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伺机搞破坏活动,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交代材料写也写不完,还被逼着挂牌子在医院大门口示众,让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看清她的嘴脸,每日天不亮就得扫院子、清厕所。到了抄家风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逃掉,自然也要被抄。在这之前,父母听到点风声,怕被抄到的东西成为罪证,能处理的,都做了处理。按说一些东西蛮好可以放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但那时人人自保都来不及,父母更怕给人家惹上帮助销赃的罪过。像绫罗绸缎的衣物,都一剪子、一剪子铰开一条一块的,每天半夜偷偷摸摸到外面去,东扔一点,西丢一些。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金银首饰,干脆都倒进家里厕所,放水冲掉。父亲那时在家里养的各种大鱼缸子的热带鱼,也怕被批判成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好一缸子、一缸子地连水带活鱼倒进了厕所。最后,不但送走了常年住家保姆王姥回了乡下蓝屯,连我和弟弟打了补丁的破棉衣烂棉裤,也都悄悄地让她带了走,因为怕一旦抄出来上纲上线,会被说成是有意装穷,穿给外人看,心里却在一天到晚企图反耙倒算,以求变天。

真到了抄家那天,父母怕吓到年岁还不大的我和弟弟,更怕我们挨打,就赶我们到外面离家大老远的街上去呆着。我和弟弟远远就看见来了大卡车,跳下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士,先在我们家开了批斗会。一群一群平时跟我玩的孩子,分不清个好坏,就觉得好玩,在我父母名字前面加上“屁眼”二字,一门一个“屁眼某某,屁眼某某!”又蹦又跳,嬉闹成一团。弟弟那时才六七岁,捡了块砖,哭喊着要冲回家去打,被我生生抱住,别说他那个小不点冲回去,就是我们哥俩都冲回去,不被那一大群“造反派”打死,也会给那些小破孩们搞残。

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国家命运决定个人命运,而我那时更深切的体会是,家庭出身决定家庭命运,家庭命运影响个人命运。我们家被抄后,厄运非但没有结束,而且是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家被革委会的“造反派”们勒令搬出楼房和市区,被赶到了郊区乡下一个叫作黎明屯的地方住平房。搬家那天,“造反派”不但不给汽车,还要限时搬完,否则就把我家的东西都扔大街上去。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父亲只好自己花钱雇了辆马车来,拉我们全家去了乡下。乡下没

有市里那样的暖气房,只能烧炕;没有自来水,只有辘轳井水和家里的水缸。我和弟弟那时还没长到能挑水的年龄,只好雪地里一脚一滑地抬水回家吃。他小,抬水在前,我大几岁,还把水桶尽量往我这边拉点,吃重在后。

最恐怖的还不是生活,而是我成了被管制的“黑五类”子女。那时,从乡下的黎明屯到我上课的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上一个多小时。即使冬天里,我也常常是早上5点半起来,一个人走上黑黑的山岗,路过一片乱坟岗子和松树林子,这才能赶到学校上课。后来,我竟然还被一个极“左”的女班主任安排在全班的最前面,同学们的座位是面向黑板的,我只能90度坐,桌子面向教室门。她说这样一来,全班同学上课时就可以监督到我在干什么,是不是心怀鬼胎搞破坏。那时我已10岁出头,却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也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后来随便是个什么同学,都可以喝令我站住,损我一顿;随便谁都可以往我身上吐口水;随便谁都可以把我的裤子扒下来一顿羞辱。有几次,还被高年级的同学截住,掏出刀在我面前晃,抢走我所有的东西,只给留身内衣内裤……不许反抗,也不能反抗,在那个年代我这种身份是最卑贱者,顺从,只能顺从,几乎都已经成为了本能。

“文革”结束后,导演谢晋曾拍摄过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电影《芙蓉镇》,我去看的时候的感受,与我的很多同学和朋友是不一样的。那里面姜文扮演的受害者秦书田在陷人人生绝境的时候,有一句鼓励刘晓庆扮演的米豆腐的话,他说活着,像狗一样活下去!”看到这里,我是当场泪流满面。这个情形,几乎真实再现了我当时的处境和类似的活命信念。被班主任和学校的政治氛围歧视,我吓得再也不敢去上学了,可又不敢和家里说,怕给本来就难熬的父母增加压力。于是假装出去上学,一大早就出门,实际上就是在外面的街上瞎逛,数电线杆子,给它们编号。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了,有时候能到零下30度,哪能一直在外面?于是我就躲进开张后的商店,在火墙上焐焐手,暧暧身子再出去,怕时间长了被人发现逃学。假如商店没开张,就在外面看人家推板车卖豆腐,因为一板车的豆腐都是刚做出来的,冒着热气,旁边站着也能将就呼到点热气,借光取取暧。有时实在没地方去,就钻进备战备荒开凿的山洞子里,冬天那里会有热气冒出来。有几次,手脚实在冻僵了,解不开裤子,小便就尿在裤裆里,一天下来,身上温度也能焐干些,潮乎乎地回家,偷偷自己在灶上烤干……

半年逃学下来,期末考试露馅了,一片红灯。被父亲发现,问了原因,全家抱头痛哭,一致决定我再也不要去上学了。直到后来局势趋缓,我们家被“解放”,我才又回到课堂上,有了一点学习的权利。

“文革”后期,家父因病长期在家休养,成了什么组织都不参加的逍遥派。但他没闲着,到处找亲戚,访故交,四处给组织写信要求重新核实我家的成分。最后结果调查说父亲家实际上也就是个王爷府的好长工,王爷见我爷爷老实巴交、为人厚道,给了点地叫他去种,给了几匹马叫他去放,充其量就是个中农,最多就划个富农而已。这个消息传来,我喜悦和激动得第一时间就去报告了班主任,于是我的情况好转了一点。可“文革”余孽未了,人们的观念还是很“左”。高中毕业时,我才加入了红卫兵,是全班最后一个。入个团也是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艰辛和夸张表现才行,直到下乡插队前夕,才给我个候补的机会……

3年插队,到可以不分家庭出身一律都能考大学了,父母集半生的迫害和坎坷,不是经验而是教训地跟我说,就咱家这样的出身和历史问题,那是文不上大夫,武不至将军的命。你还是远离现实、远离政治吧,学历史最好,哲学也行,哪怕学考古……这样,我就第一志愿报了吉林大学的历史系,后来据说因为考分比较高,被录取到了考古专业。当时的日记里,有这段个人历史的片段记载:

19?8年9月4日星期四晴

随着火车有节奏的、机械的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声,刚才体检时象(像)怀揣兔子一样的心情总算安静下来了。

这是(吉林)永吉县县城所在地口前镇开往吉林市的客车。我乘坐这列车满怀喜悦,乘兴而归。早晨,我曾坐火车来口前参加高考体检。现在,平安无事,凯旋了。

今年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最近公布了体检的分数线,吉林省定在300分以上。我参加文科考试的五科成绩为:政治:91分;语文:63.5分;数学:53.8分;历史:91分;地理:80.5分。另外,不计入总成绩的外语加试,我得英语丨3分。据说,吉林地区文科考试的最高成绩为386.5分,我与其有约16分之差。看来,我的成绩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总算在体检线内,总算有了一线成功的希望。体检各科基本上顺利,除了眼睛0.5,

校正为1.2以外,其他如内科、外科、X光透视,均无病可查。看来,我的身体还是叫人满意的。没有在身体检查出现麻烦,就是我最大的宽慰了,总算在通往大学的道路上又闯过了一道关卡。现在考试、政审、体检都已结束,只等学校录取了。

我的大学志愿填写如次:重点大学:一、吉林大学历史和哲学两系;二、北京大学考古和历史两系;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和教育两系;四、复旦大学历史和新闻两系;五、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史两系。普通大学:一、吉林财贸学院商业经济和统计两系;二、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系;三、吉林师范大学教育和历史两系;四、吉林师范学校高师班。按照以往的规律,报考志愿往往以考生填写的第一志愿为基准,录取学校择优挑选。现在,鬼知道我能被哪所高校看中呢?嗜,真是个操心的事,考个大学可真不容易。现在分数进入了体检线算是有了点希望,回想起在分数没发表之前,自己忧心忡忡的情景,哪(那)种进什么大学都可以的无挑拣的心境,那(哪)怕做走读生也心甘情愿的迫切心情与现在挑选好学校而费心思的情形相比,真是时隔几日,相距遥遥啊。

火车阵阵长鸣,山峦座座闪过。我又在想什么呢?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应该是报纸上提出的这样一句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啊,虽说已经进入了体检线,但并不是说已经大功告成了。真正的成功还有待于通知书的到来。万一没有得到呢?哪(那)时候,我要

化没有被录取的不佳心情为继续攻关的力量,争取下一年大见成效。如果通知书如愿飞来,自己更要再上一层楼,喜上更加一把劲,乐上再鼓(取)上进心。目前,我要做的事情是,课程不能丢,身体要精养。不要高兴得太早,哪(那)样容易乐极生悲;也不能担忧得过重,哪(那)样容易悲愤交集。总之,要做好一切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既要谦虚谨慎,又要实事求是。这里,谦虚是最重要的,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满,那样就会导致目无一切,骄横一世,飞扬跋A,到头来,无所作为,前功尽弃,被人唾弃。

一阵嘻(熙)嚷。唤,车停了,到站了,该下车了。我被裹进了人流中……

我曾经把这个《我学考古为哪般》的人生片段和专业选择过程,发到了网上,不少学生和师友看了后给我留言。其中,我的研究生,现在已是复旦大学文博系年轻教师的潘碧华留言道老一辈为了强国读书,你们这一代为了改变命运读书,我们为了父母的期望读书,下一代呢?”我给他的回帖道我持谨慎乐观态度:中国终究会有一天,能发展到让孩子们为自己的个人理想而读书的社会进程中,那时的中国就不仅是大国,而是强国了。你们都赶得上,我们争取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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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刚刚去世的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被张忠培称为“杰出的中国考古学者,中国文物的守护神”。他在北京大学原本学新闻系,后转到考古专业。他说新闻系政治性太强,不好干。我还是喜欢做纯学术研究。”其中的原因是我喜欢历史,跟古人打交道,跟现实远一点好。考古和文物保护这个大主题谁也不能反对,这与现实都没有关系。”其实,考古现在与现实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譬如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矛盾,譬如如何利用,怎样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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