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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趣事】考古发现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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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考古不是挖宝》的书,说考古发掘挖到的多数都是砖头瓦片,极少有挖到金银珠宝的时候。我又说过考古学家做不来,也不屑做文物鉴定。那么有人要问了,你们做考古的整天挖的那些砖头瓦片子都有啥用?不卖几个钱挖出来干啥子?这种问题通常是不用去回答的,提问者自己也明白:考古学家挖出来的砖头瓦片,当然是搞研究了。但紧接着又会问:你们就研究些瓦碴子,那能研究出个啥名堂?

说来也惭愧,我上大学学考古,是30多年前的1978年。那个时候学考古没有现在这么多章程,就是学会怎么挖(即如何发现),学会怎么研究(即学会做学问)。现在可就不一样了,除了学挖和学研究外,还要学怎么保护和怎么利用,愣生生地多出来两样。换言之,发现、研究、保护、利用这4个考古学的核心要素,是中国考古学这个学科发展变化过程的一个动态的缩影。现在,保护和利用还属于考古大树上新长出的嫩芽,虽然都不无发展前景,并且保护比利用长得更快一些,但这两方面都还在初创阶段,还没有成型。因此,发现和研究依然是考古之根,并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考古学的基础。老一代考古学家和新一辈的考古新人们,都还在这两个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向圈内和社会推出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忠培师对这样的考古学作过一个高度概括,叫作发现创新和研究创新,我觉得特有道理。

上面提到的砖头瓦片,是考古发现创新和研究创新的主角,这在行外的不少人看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但考古学的宗旨就是通过祖先留下来的这些遗存来复原历史。所以,以这些砖头瓦片为代表的遗存,就成为考古学家们当作宝贝的研究对象和考古核心。换言之,遗存就是考古人要挖的宝。

那么,究竟什么是遗存呢?一般人,又怎样才能理解这个专业术语呢?其实,迄今为止,也没有人对遗存作出大家都认可的明确界定。因此在具体使用

时往往见仁见智,内涵不一。比如:有的人将人骨、兽骨或植物种子等遗留物作为遗存;有的人把器具或遗迹作为遗存;也有的人将窖穴、墓葬和房屋叫作遗存;还有的人干脆把一个地区的古代物质文化资料都看成是遗存。另外,像“建筑遗存”、“细石器遗存”、“植物遗存”、“文物遗存”、“近代遗存”之类说法,也不少见。

如果归纳以上说法,明眼人可能已经看出来了,遗存大概具有这样几个特性:第一,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既看得见,也摸得着,既是形象的,又是立体的。第二,必须是和人有关的,无论是在人类诞生的旧石器时代还是在近现代。第三,小如一个米粒,大到一座古城,包罗巨细。我们根据这些特性,可以把遗存划分为两大类,即人造物和部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物。

遗存这个词儿通常被划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像前面提到的窖穴、房屋、墓葬等,都叫遗迹;而细石器、器具、种子、人骨、兽骨等,都是遗物。《辞海》对遗迹和遗物作过权威定义:遗迹是“指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窖藏以及游牧民族所遗留的活动痕迹等”。遗物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其实,《辞海》这个定义只是举例说事,并没有说出遗迹和遗物的本质。就犹如“什么是人?”的讨论命题一样,有的会说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张某李某王某;有的说人属于自然界中生物发展阶段上居最高位置的灵长目,具有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以及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两种定义哪个是大众化的、哪个是专业化,就不用多讲了。很明显,前者只不过是简单的分类,并没有涉及本质意义。同样的道理,专家们将遗物和遗迹的本质总结为这样的一种说法:遗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可以移动并不会在移动中改变其形态的物质,遗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否则便会改变其形态的物质。也就是说一个能拿走;一个拿不走,一拿就坏了。

《辞海》中下定义时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限指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才是遗迹和遗物。但考古学的工作范畴近年来已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诸如地震考古学、天文考古学、水下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沙漠考古学等边缘新学科的不断涌现,增加了不少非人工但却与人类相关的自然遗物和遗迹的成分。可见,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越来越有了广泛性甚至某种弹性,已经不是单纯的遗物或遗迹所能涵盖的了,所以必须给一个能包罗万象的词儿,即遗存。这样看来,干考古的还不能仅仅研究砖头瓦片那点事儿,所有和古人有关的遗存都丽究。

我们知道,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遗存,它们有的被埋人了地下

或水下,像北京猿人遗址、宝鸡青铜器窖藏、秦陵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曹操髙陵、南海一号沉船等。也有的存留在地上,如敦煌石窟、好太王碑、明代长城、乐山大佛、阴山岩画、故宫等。还有的流传在世上,诸如书画、玺印、钱币、玉器等。但客观存在的遗存搁在那儿,它又不会说话,本身不会对考古学复原历史发挥任何作用。考古人只有根据科学的方法将那些自在的遗存收集起来,进行整理和阐释,才能使遗存成为研究历史或人类生存方式乃至社会发展进程的真正资料。

前面说了那么多材料,肯定到处都有,该怎么去收集它们呢?考古学收集遗存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文献检索。人类活动后形成的遗存,有些是保存了下来的,但也有很多遗存因各种原因消失或看不到了,只留下了图文的记载,成为我们了解古代情况的唯一资料。如宋代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就记录了839件宋代以前的古铜器,并且对每件器物都从图形、比例、款识、大小、容量、重量、考释等方面作了较多记载,特别是该书所定的器物名称,有不少还沿用至今。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遗存著录,在正史、杂史、传记、方志乃至笔记小说中均不乏见,甚至现代流散在国内外的文物,经过著录而成为考古研究重要参考资料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只要对那些已被著录的遗存进行分析,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一来可以补充和丰富现有遗存的种类和内涵,二来还可以让它们成为更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第二种是征集抢救。遗存中的很多遗物是世代相传或未经科学发掘而流散在民间的,征集和抢救这样的传世品,也是收集遗存的重要内容。像吉林省征集的《文姬归汉图卷》、天津市征集的小克鼎、北京市在废品收购站拣选出来的班簋、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等,都是文物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根据征集和抢救的遗物,还可追踪去发现某些重要的古遗址或古墓葬等遗存,像云南省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就是通过拣选到的虾蟆纹桃形铜矛和铜钺为线索才发现的,由此还揭示出了古代滇人文化的秘密。所以,对于流散文物,在征集或拣选时,要尽可能地了解其来源、出土地点、原存状态以及共生的其他遗物,以增

加这些资料的科学价值和利用价值。

第三种是田野调査。经常有人问考古人你怎么知道哪里的地下有文物?”这用行话来回答,就是考古调查的活计或门道了。但凡搞过考古的人都知

道,田野调查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阶段,也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还可以有目的地完成特定的考古任务。比如我们常说文物是国家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那么我国的文物总量到底有多少呢?国家开展的文物普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文物普查还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田野调查工作适合于在大范围区域内展开,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了解并获得大量的科学资料。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决定历时5年从2007年开始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就是为了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为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第四种是试掘钻探。埋藏在地下的遗存难以计数,要全部发掘,会受到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对已经发掘过的遗存的保护能力,也还存在着许多尚需攻克的难题,像古尸的防腐、壁画的褪色、植物种子的风化、铜器的霉斑等,都是令人头痛的麻烦事。另外,对类似于郑州那样的现代城市几乎直接叠压在古代城市之上的地区,要进行全部发掘,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地下遗存的内涵、分布和保存情况,考古上往往采取局部试掘或全面钻探的方法来收集或观察遗存。从这个角度讲,试掘和钻探也是考古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五种是田野发掘。有人总是分不清做文物的与搞考古的之间有什么不同,以为都是一回事。比如有的收藏家上电视,电视字幕就会把他打出考古学家的名头来,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文物收藏家不会做田野发掘工作,说白了就是不会挖,也就是不会按照科学的方法获取地下遗存,这是搞考古的与做文物的之间的一条界河。这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古代金石学或现代搞文物的那些行当最重要的标志。田野考古发掘是收集遗存并澄清相互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手段。如果说考古调查是从“面”上了解各种遗存的分布情况的话,那么考古发掘就是具体地解剖一个“点”。而更理想的发掘,是对整个遗址的全部揭露和对各种遗迹现象的全部记录和取样。这用行内的俗话说,叫做“饱和性发掘”或“完全发掘模式”,说白了也就是来个“大揭盖”,把遗存全都挖出来。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和科学地得到遗存在布局、组合、共存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诸如哪里是壕沟,哪里是房屋,哪里是墓地,哪里有道路等。这样一来,才能为往深了研究提供翔实巨细的资料。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系统全面地发掘即第五种办法,可以获得更丰富、更详尽、更可靠的资料。我上大学时学的怎么挖,主要就是学这个。但现在时代变了,考古的观念也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考古大树上长出了新芽,像以前那样光是出于发现和研究的考古工作就不够了,要受到来自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挑战。换句话说,如果都挖完了,一直挖到了没有古人生活过的早期自然堆积,即“生土”,这个地方都有什么是清楚了,可挖光了就难以原地保护特别是加以考古现场的利用了,比如公众要来感受现场的景观和古人生活的实况,就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于是,现在的考古如果挖到特别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大型的墓地,比如保存得比较好的房屋,往往就要现场保护,甚至还要营建遗址博物馆乃至遗址公园。这样就不能一挖到底,就要马上停工,像2010年前后陕西西安挖掘到的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地,央视进行了现场直播,可直播到一半就不播了,被叫停了。为什么呢?就是陕西有关方面发现这个墓地非常重要,很可能要建一座遗址类博物馆,不能再往下面继续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杜金鹏把考古上越来越流行的这个做法,叫做“非完全发掘模式”,总结得不无道理。

为了研究,考古曾经有完全发掘模式;为了保护和利用,又产生了非完全发

掘模式。这是中国考古学适应社会文化发展需要,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进步。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的张忠培师曾经对全国50多家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提出建议,不是所有的遗址、墓葬都要进行考古发掘的,有些东西能挖,有些东西不能挖,是否发掘要以保护文物为前提。至少有三类文物不要挖: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或不能采集全部信息的;挖完之后不能保存或基本不能保存的;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最好也不要挖。可见,从过去的为了研究要多挖,到今天的因为保护而少挖,这种文物观经过了将近一百年,才在中国逐步取得了共识,得到了改变。前不久我在上海博物馆还看到,他们考古部的主任宋建等人,在挖到青浦福泉山一座罕见的五千年前埋藏有象牙的良渚文化大墓时,干脆用整体切割和吊车的办法,把整座墓葬搬回了博物馆内进行清理。他们把这种考古工作,叫做“实验室考古”。不过这样的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一可以更仔细地做工作,二可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但由于搬回来的遗存被剔除清理后,失去了现场性、原真性,整体文物变成了一件一件单体的文物,以后的展示和传播就很难再恢复原样。

所以,考古学的发现、研究与新兴的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看来也是一对矛盾,这个事情怎么办?业界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当然,如果说最好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不挖。可有些情况下,不挖又不行,这不是考古人说了就算数的。像国家基本建设中,要建条高速公路,再像市里民生工程要兴建保障性住房,或者被盗墓贼破坏了等,考古人都不能不管,还是得挖,还是得清理,还是得在挖与不挖的两难中,尽可能地做到两全。怎样做到两全?我不知道。那以后会不会知道?我还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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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上把没有经过人为扰动的自然堆积叫生土,把经过人为扰动的土层叫熟土。凡是熟土都可能存在人类留下的遗物或遗迹,都要发掘出来,直到清理至生土出现为止。这种过去实行的“完全发掘模式”中的标准做法,今后有没有可能被“非完全发掘模式”所取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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