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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历史】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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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君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继承了前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因此用以恐吓、威慑、打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的两大文字冤案,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庄廷珑署名编的《明史》,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正朔;戴名世著的《南山集》,用南明诸帝的年号,议论南明史事,皆被朝廷定成悖逆大罪,数百名有关人员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只有十三年,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颂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讹诈诬告良民。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德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伎,兴诗文之案来惩治自己想处罚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来惩罚鄂尔泰,抬高自己的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倍于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帝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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