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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鼎流徙的另一种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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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现藏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为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因腹内壁有铭文“司母戊”3字,专家考证其应为商王文丁为其母“司母戊”所作,故称“司母戊鼎”。又因其体形博大,器身呈长方形,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其铸造时间,约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体量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素有“青铜之冠”之誉,故谭旦在《司母戊大鼎收藏经过及其特征》一文中云:“西周大鼎以大克鼎、大盂鼎著称,两鼎原藏吴县攀古楼,视此鼎(司母戊鼎)亦有逊色。则此鼎者,诚可谓商周礼器中,唯一重大之宝尊彝矣。”⑴

该鼎俯视长方形,通高133厘米,器口一侧长110厘米,另一侧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衬纹之上,各部分主体纹饰各具形态。其中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铸刻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分别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在鼎耳外廓,对称铸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图1、2)。⑵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缘于此,从发现之日起,司母戊鼎即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2004年美国学者王迎刊布《安阳墓地制度与妇命关系的个例研究》一文尤称:“它(司母戊鼎)大于传世或出土的王墓随葬物这一事实,显示了商代王室女性享有某种男性成员不曾享有的特殊荣誉,器物上的铭文‘司母戊’(或司戊母)明确记载了物主的性别。”


诚然,我们不能忽视其无与伦比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在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之外,该鼎背后所隐藏的发现经过与流变经历,我们则同样不能率意忽视。

提及司母戊鼎的发现经过与流变经历,我们首先应当述及该鼎原在位置的大略历史地理风貌。

按照《安阳文物志》等相关资料的记载,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处5—6公里的洹河北岸,有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武官村,其对面南岸,则为商代晚期的都城“小屯遗址”。《集解》固载:“洹水在汤阴界,殷墟,故殷都也。”至晚从1889年开始,因包括商代甲骨文以及司母戊鼎在内的诸多殷代文物的发现,才使得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武官村,一跃成为一个远逝王朝的重要代码。

关于司母戊鼎的出土背景,可与1934—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八、九、十三次殷墟发掘相链接(图3)。⑶此三次发掘“曾探得这块柏树坟下会压着殷陵,只以阻于习俗,碍于地方人士的风水观念,未曾动土”。⑷而至抗战时期,柏树惨遭砍伐,当地农民亦开始在此地开始大规模的探宝活动。本文所聚焦之1939年3月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吴培文等发现司母戊鼎诸事,正缘于这一历史机遇。

据近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杨小林等人采访当年亲自参与司母戊鼎发掘的武官村村民吴培文等人的详细记录,可大致窥其要旨如下:

1939年3月某日,武官村村民吴希增,趁春耕前无劳作之事,遂借采集药材之名至吴培文家祖坟地里探宝。当探杆插入地下十几米处时,忽触及到一个硬物。待将探铲取出,材质坚硬的探铲竟卷了刃。此种情形,使富有探宝经验的吴希增颇感疑惑,他猜想,是否已经探到了金银?

在好奇与疑惑的驱动下,吴希增迅速至吴培文家中,向其讲述了探宝的经过,并与其商议如何将宝物挖出。

当夜,吴希增与吴培文约请七八个村民,借着朦胧月色,悄悄来到宝物的发现地。他们用铁锹挖了一个宽约2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穴,坑上架着轱辘作吊土之用。经过2个多小时的挖掘,待土坑伸展至距地表10余米处时,突然,一件硕大的铜鼎轮廓渐渐露出。由于器物硕大,坑口狭窄,仓促间很难将其移至坑口。加之天色渐亮,为避免走漏风声招致日本人觊觎抢劫,大家经过紧张商议,便匆匆决定暂时掩埋坑口,离开现场。

次日晚,吴希增、吴培文决定再次挖掘宝物。他俩召集村民准备再次探宝,而当地政府知晓此事后,又派出两个排兵力设岗防卫。在武装兵士的护卫下,参与挖掘的村民在之前所掘的坑上复加挖大坑,坑口大约2.5米见方。至午夜,大鼎全形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其斜立于泥水之中,口置东北方向,柱足西南方向,一耳朝上竖立。为将其尽快移至坑口,吴希增、吴培文指挥大家用旧井绳拴系鼎耳迁移鼎身,唯因此鼎过于沉重而不能奏效。无奈之下,大家商议将三条麻绳拴系鼎耳、鼎足全力迁移,未料在迁移大鼎至距离地面七八米时,绳索突然断裂,致大鼎跌入坑底,前功尽弃。适此时天已渐亮,为安全起见,大家乃匆匆商议再次将坑口掩埋。

第三日夜幕降临时,吴培文等人准备好三条新井绳、大梁等工具,在坑口搭建起一个三角架,将新麻绳一头拴在鼎耳处,另一头则分别拴于鼎足上。并将人员分成两组,采用先撬起鼎的一端然后用土将其填实后,再撬起另一端的办法,慢慢将鼎托高。至次日凌晨5点,司母戊鼎才被拉上来。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底部的另一只鼎耳却不翼而飞。为安全起见,村民迅速将大鼎运至吴培文家中,隐蔽在吴家的粪坑内。

得宝当日,吴宅门庭若市,众人都来观看此宝。人们望鼎生义,称其为“马槽鼎”。至此,吴家祖坟地里发掘出稀世珍宝“马槽鼎”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当地古玩商闻讯赶来观看,就连当时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次也亲临吴宅,以求目睹宝物风采。

在司母戊鼎发掘后1个多月的一天,北京同益恒古玩铺经理萧廷卿⑸来到吴家请求看宝。吴培文经其他参与者同意后,于当天夜里将萧带到藏宝之处,萧目睹司母戊鼎后大喜,对村民们说:“我愿付20万现大洋买此鼎,你们把它卸成八块,肢解后分成若干箱运往北京。”在金钱的诱惑下,村民们终于动摇了。

由于萧廷卿提出要求将大鼎卸成八块,第二天,村民便专程从县城买回三打钢锯条,以作卸鼎之用。当天夜里,便开始了锯鼎工作。参与锯鼎的人分成了两组,分别锯刻有铭文那侧的两足。至半夜2点左右,鼎足除了留下轻微的痕迹外,其他部分均安然无恙。无奈之下,村民们抡起大油锤欲将其卸成四块。然而经过一阵捶打之后,鼎身仍完好无损。最后,他们决定先把鼎耳砸下,在敲打四五十锤之后鼎耳终于被卸下。村民认为仅砸一鼎耳都如此艰难,而要将大鼎大卸八块则更是难上加难。况且将如此珍贵的宝物砸碎实在可惜。如果将之砸碎,而萧廷卿失言违约,那一切只是徒劳。最后,大家决定将司母戊鼎转移到吴培文的西屋马棚下。卸下的鼎耳则由吴希增保管。

几个月后,驻彰德县(伪满时期的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武官村发掘司母戊鼎的消息,对大鼎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为得到这一稀世珍宝,他下令对武官村立即实行全面封锁,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搜查。

在对武官村的第一次搜查行动中,就动用了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等三四百人,村里各个路口都被封锁。幸运的是,由于告密者误把藏宝的西屋马棚说成西院马棚。因此,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和吴培文家只有一墙之隔的西院马棚,自然无所发现,只好败兴而归。日兵走后,村民们为安全起见,连夜把司母戊鼎挖出重新转移到吴培文家中盛马草的东屋,并挖了一个深约2米的大坑埋藏,并在掩埋现场上面加盖一层砖。为应对日本人的再次扫荡,村民们又用七八十元伪钞购得殷墟出土无铭文青铜炊具“”一件,再加上一些碎陶片一起放在吴培文家空炕里边,伪造了一个假现场。

次日,日本人果然再次把武官村团团包围,着重对吴培文家进行了全面搜查。就在日本人搜到“器物”的同时,突然天气大变,飓风四起、电闪雷鸣。日本人见形势不妙,也不敢在此久留,带着掠夺的“宝物”迅速撤离了武官村。而真正的司母戊鼎乃得以一直地平安沉睡在吴培文家中盛马草的东屋中。

抗战胜利后,人们开始关注司母戊鼎的下落。时任安阳县参议员、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一职的陈子明对此事尤为关注。当他获悉在日伪时期任总督学之职的吴延年参与了当年司母戊鼎发掘一事时,立即将其逮捕并通过各种手段强行逼供,最后终于得知司母戊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晚,陈子明与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师的协助下赶赴吴培文家中,将宝物重新掘出,在地下沉睡了8年的司母戊鼎又得以重见天日。掘宝之后,陈子明等人又奔赴吴希增家中,责令其交出当年由他保管的鼎耳。吴初拒不上交,但终屈于重刑逼迫,无奈之下,只得将鼎耳交出。12日凌晨,陈子明等人将司母戊鼎运往位于萧曹庙内的县古物保存委员会进行展览。

有关此次展览,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曾专门报道,称:“此炉(司母戊鼎),系商末周初之古器,计高三尺三寸,长三尺四寸,宽二尺四寸,上有夔龙人头,三层花纹,民国二十八年在河南安阳县西北乡武官村出土。折一耳,余一耳尚在土中,三十五年七月经本会报由县府派队押运保存,供考古学家研究。”当地《民生报》亦曾多次对此次展览进行相关报道,称每天“观鼎者动以千计,盛况空前少有”。张风也于《中央日报》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与此同时,《中央日报》特约记者邵慎之另于1946年10月27日发表了《殷代祭器出土记》一文,详细披露了司母戊鼎的出土过程、铸造工艺、铭文图案等信息。

1946年10月31日,恰逢蒋介石60寿辰,安阳县政府为给蒋祝寿,决定将此鼎送往南京作为献礼。由河南安阳驻军长官王仲廉亲自押运司母戊鼎抵达南京。待蒋介石过目之后,于11月5日原车运交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保管。⑹

关于大鼎交接过程详细概况,谭旦《司母戊大鼎收藏经过及其特征》一文中曾有细致描述。语云:“十一月五日下午三时,先有电话通知,我们临时在中山门附近,招集了一批工人约十数人等待。四时许,军用卡车运抵本处地面层仓库门口。当时,安阳大鼎外面包缠的红布犹未解开,在缺乏起重机的设备下,完全用竹杠粗绳捆绑,十数工人从车上,循跳板抬下来,放置在临时仓库内门口东墙下。三十六年一月五日起,本处复建工程开始,安阳大鼎仍置原处,但为防止复建工程的意外的损伤,在鼎外三面砌起临时性的砖墙,上盖木板,封固起来,以资安全。”⑺

依据谭旦回忆,至1948年4月14日,中央博物院陈列室、库房第一期工程始修缮完成,但延至1948年5月20日,有关人员才将司母戊鼎由临时仓库迁至殷周铜器陈列室。

鉴于司母戊鼎已安全移至中央博物院殷周铜器陈列室,经教育部协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等相关单位,乃定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举办古物展览,于是,司母戊鼎遂作为重要国宝之一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于闭幕后一日莅临观赏,并于大鼎前摄影留念(图4)。⑻

1948年冬,徐蚌战事发生,南京告急。1948年12月24日,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紧急召开第三次会议,主要就中央博物院库存文物是否需要转移的问题提出讨论。会议达成一致决议:酌将一百二十箱精品文物运至台湾。唯司母戊鼎因外形过大、鼎身过重,不易搬运,最后不得不将该鼎放弃而留滞南京保存,仅将该鼎底片及相关资料带至台湾。

1949年后,司母戊鼎一直存放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为配合新展览,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与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王献唐商量后,派遣山东博物馆擅长修复青铜器的潘承琳师傅到南京博物院进行修缮。最终,潘承琳费时数月,使殷商宝鼎恢复了原貌。

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应文化部文物局决定,司母戊鼎始从南京博物院转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保存。⑼


2005年9月,为配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事,国家文物局批准安阳市人民政府向国家博物馆借出司母戊鼎至安阳作短期展出。9月18日,司母戊鼎被运抵安阳,回到了阔别60余年的故乡。⑽公开陈列在新落成的殷墟博物馆展厅。当日,安阳城内万人空巷,争相观看国之重宝司母戊鼎(图5、图6)。以司母戊鼎领衔主导的国宝展览活动,使这座饱经历史风霜的古城,洋溢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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