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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迷信与谶纬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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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兆迷信,即把某一现象看成是其他无关事物的前兆,并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其间联系的迷信。前兆迷信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据《尚书·洪范》载,春秋之前,征兆称“庶征”,凶兆称“咎征”,吉兆称“休征”。古代的《周易》、《山海经》、《国语》等典籍中都有前兆迷信的记载。前兆迷信中以占梦与占星的流行最为广泛。
占梦,即对梦中兆象作出解释的一种预测吉凶祸福的方法,如《诗经》所载梦熊罴兆生男、梦虺蛇兆生女、梦鱼群兆丰年、梦旗帜兆家室旺盛一类。古人很重视占梦,认为梦是神灵或鬼魂对自己的启示。有文字记载的梦是从殷开始的,殷墟卜辞中多次记载了殷王占梦的活动,而且殷王对其梦的吉凶非常重视,占梦的兆象对殷王的活动有很大影响。殷亡周兴,梦的传说和占梦活动更加频繁。周代已有专人掌圆梦,并有专门的梦占理论。例如,《周记·春官》说:“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占梦自古至今都在民众中广有信者,下层民众对占梦之笃信可能会影响他(她)及家庭的日常行为和人生走向,而帝王将相之占梦甚至会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周文、武二王登基时都做过不少吉梦,刘邦梦巨蟒缠身而得帝位等。
占梦最初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根据梦象占释其预示的吉凶祸福。后来由于人们的生产实践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生活内容不断丰富,梦象意义日趋复杂,至殷时,人们又通过占龟来占梦,无论梦象如何,而只看龟兆纹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梦象的意义。周人则借用占星来占梦,观察做梦时的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异,据以断定梦象的内容和意义。不过,上述两种借物占梦的方式都是在阶段性时期内出现,影响并不长久。战国以后,占梦术在整个宗教神学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从官方的一种宗教活动变得完全成为民间世俗的迷信,但占梦术在民间的流传却日益广泛,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其影响至今未绝。
占星,是前兆迷信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即根据星变(例如日食、彗星)、星的运行(例如岁星、荧惑在二十八宿中的运行)和星的分野(例如荆州为翼宿、轸宿的分野,扬州为牛宿、女宿的分野)推断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法。
占星,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殷墟甲骨卜辞中,与日月食、恒星、行星等天象有关的记载颇多,这些天象都以占卜的形式出现在卜辞中。《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商代著名占星家巫咸的一部分遗说,其中大都把天象与大事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商代的巫者兼掌天文历法,当时的天文学和卜祝之学是合为一体的,所谓天文学,即是占星术。商代在天象观测和记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与占星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周代对天文学、占星术也非常重视,《周礼》有“眡祲掌十之法,以视妖祥,辨吉凶”的记载,所谓十,指的就是太阳所出现的云气、光晕之类,从其分类的细致可看出当时占星术研究的深入。春秋战国时期对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的观测都已比较系统,建立起了用以测量星宿位置的赤道坐标系,并出现了几位比较著名的天文家兼占星家,其中甘德和石申的成就最大,二人合著《甘石星经》,石还著有《天文星占》八卷。这一时期的《春秋》、《左传》等著作中,有关于日月食、彗星、流星、陨石等的大量记载,其中包括世界最早记录的哈雷彗星记录,天文学和占星术相伴而生的格局依然存在,天道赏善罚恶的观念在当时仍有极深影响。大约在战国时代,占星中的分野理论随着二十八宿体系的确立也确立起来,它将天上的星宿划分为若干区域以与地上的诸侯国对应起来,一则为观测便利,二则是为占测吉凶的需要,这样使得占星预测更加具体和细密。占星家们认为“天事恒象”,天象的变化运行决定着人间的吉凶,当时最有名的占星术命定论者是周之苌弘、鲁之梓慎、晋之士弱、郑之裨灶等术士,其事迹载于《左传》、《尚书》中。
秦汉时期(主要是汉代),是天文学同时也是占星术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汉初的《五星占》、《云气星象杂占》和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等对二十八宿、五星以及恒星、彗星等天象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所用的星名绝大多数为后世天文学家所继承。这一时期占星术的发展也达到了其在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在《五星占》、《云气星象杂占》和《史记·天官书》中,有许多关于星象颜色、大小、位置、相互关系引起人间政治及社会生活发生灾变的论断。由于五行、阴阳、气的学说的发展,占星术所用的天人感应理论也有了新变化。这种天人感应理论进一步发展到与谶纬神学结合起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占星术的兴盛和发展。谶纬,分开来解就是:“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它的起源较早,秦始皇时燕人卢生所献录图书中“亡秦者胡也”的预言便是一种谶言。西汉末,王莽为了制造政治舆论的需要,喜好谶言;汉光武帝继位之初,也得到过谶言的支持,谶言因而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的谶书很多,如《论语谶》、《孔老谶》等。纬是根据谶造作出来,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地位提高,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纬以配经,故称“经纬”;谶以附经,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故又叫“图谶”、“图录”、“图纬”。谶纬原非一类,但当谶、纬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二者就完全合流称为“谶纬”。汉光武帝刘秀以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讳,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计有《河图》9篇,《洛书》6篇,还有托为伏羲到孔子演绎的30篇,再加上经纬35篇,共85篇。谶纬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有古代神话传说,有天文、地理及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但其核心是神学,孔子被塑造成能知过去、未来、“为汉制法”的神人。谶纬中“天”即上帝,是最高的神,有意志、思想、感情,主赏罚,其意志通过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表现出现,故按阴阳五行和天象变化可占难吉凶祸福。谶纬迷信的作用非常复杂,当新王朝建立之初,可为之作政治宣传,鼓吹君权神授,如在东汉时,谶纬号称“内学”,尊为“秘经”,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王朝掌权后,它又陈说灾异,把社会政治问题同自然灾变联系起来,以此来警告统治阶级,成为一种舆论监督。魏晋玄风兴起,谶纬渐衰,又由于谶纬之说宣传神学,散布灾异以图从舆论上控制统治阶级,故自南朝刘宋开始,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利用谶纬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又对它禁止很严,此学于是逐渐走向衰落。但在整个封建时代,谶纬迷信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衰落的谶纬迷信与谴告说、符瑞说等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理论交融在一起,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谶纬学与占星学关系极为密切,其主要内容就是陈说天象来宣传君权神授或灾异。这些天象的内容之一就是星象,纬书中有些是直接与星象有关的。故此,一些星的命名也受了谶纬之说影响,如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又称“五纬”。占星家受谶纬观念影响,把重要的星官称为“经星”(或“常星”),把五大行星与之相配,故称“五纬”。汉代占星术的发展与谶纬学的盛行关系极大。谶纬学在预测人事吉凶祸福方面给占星术提供了很多新的说法,而且它也包含着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故成为研究古代天文史的重要资料之一。隋唐时,占星术进入全面总结阶段,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占星著作并不很多,但都是经典的兼收并蓄、博采旁收之作,其中以李淳风的《己巳占》和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最为重要。
宋元以后,占星术逐渐与天文学分立,统治者因占星术具有维护和震慑王权的双重作用而对其严格控制,加之占星术在理论上的日趋贫乏,故明朝以后,占星术走向衰亡。
占星术与一般看相、算命、测字、扶乩等虽同为占卜,但区别很大。后者所涉吉凶祸福多是个人之事,占星术却动辄涉及国家的重大事件,与整个社会的吉凶休咎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占星术比一般的占验活动更具有社会历史性。从现存资料看,古代占星术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国君及后妃、大臣及诸侯、战争、水旱等自然灾害、刑狱、迁都、改朝换代等。占星家所注意的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其任务是把人间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与天象联系起来,使之能从天象的变异中找到根据和解释。在占星术背后隐藏着两种最重要的社会心理,一种是对自然变异未能理解或未能全面理解所产生的恐惧,二是对社会政治变化无常所产生的忧患心理,二者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占星术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原因之一。
占星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由于占星术是同天文学相伴而生的,故我国古代天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占星术的很大功劳。占星家虽然也许是出于占卜人事吉凶的目的去观测和记录天象,但其观测和记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天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占星术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许多科学思想的果实,为自己的存在奠定根基,哲学也从占星术理论中汲取了许多有用于己的东西,故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占星家在从事占星活动中记录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史实,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灾异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占星术本身同社会历史有极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同政治有着特殊联系,从星象命名、占星断辞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与社会历史有关的东西,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某些社会心理,是研究文化史的宝贵材料。
第四,占星术同文学艺术也有一定关系,文学艺术的想象往往也借助占星家的想象,而大量的神话、典故,也同占星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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